——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 王建安

　　王建安认为，脑机接口技术是颠覆式医疗创新，在神经疾病治疗、功能康复等领域潜力巨大，我国脑机接口产业正处于发展黄金期与关键攻坚期，但面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临床转化路径不清晰、伦理监管框架缺失等挑战。为此，他建议设立国家专项实现核心部件自主可控，建设国家级创新中心打通从原理到临床的全链条，加快构建专项攻关与平台支撑相结合的系统性支持体系，强化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推动脑机接口产业临床应用与生态构建，并明确顶尖医院应作为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转化的主力军。

　　同时，他强调AI赋能医疗必须以安全为底线，医疗领域的高专业性、高风险性决定了AI医疗安全保障的重要性，算法“黑箱”、数据安全隐患等问题制约AI医疗健康发展，需从建立标准、数据监管、全周期管理和筑牢风险防护等方面，加强人工智能医疗健康应用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坚持“以患者为中心”，守牢AI医疗高PG电子网站质量发展的安全生命线。

　　——全国政协常委、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 蔡秀军

　　蔡秀军指出，当前AI在医疗场景的应用呈现“点状试点、局部可用、整体割裂”的特征，部分三甲医院已部署AI影像、智能问诊等系统，但尚未建立覆盖省、市、县、乡四级的统一智能诊疗平台，基层医疗机构难以有效接入高质量AI能力。对此，他呼吁构建四级“AI辅助诊疗平台”，为基层医生提供全流程智能辅助，同时发展融合5G与物联网技术的远程智能诊疗系统，实现上级医院对基层的“超远程、低延时”支援，并在部分省份先行试点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针对中医药领域AI应用瓶颈，他建议实施中医药AI创新工程，设立专项研发高精度中医四诊智能设备，建立中医诊断客观评价体系，以技术赋能传统医学传承创新，推动AI医疗从“可用”真正走向“普惠”，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 刘连新

　　刘连新书记认为AI在医学领域的创新成果能为患者带来福音，可赋能临床诊疗、医疗器械研发、智慧医院管理等多个领域。他发现，我国医学AI发展迅速，但应用多集中在疾病诊断和治疗方面，疾病预防领域应用不足，且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医学大数据基础设施缺乏等问题。为此，他建议国家加快完善相关支撑体系，搭建医研协同平台，丰富AI在临床辅助诊疗、公共卫生预警、基层辅助诊疗等场景PG电子网站的应用，完善数据标准与安全治理体系，推动智慧医疗覆盖更多基层单元，让医学人工智能真正成为医生的“左膀右臂”。同时，他指出医疗新技术临床推广面临成本与价值失衡的困境，呼吁加快将临床成熟、疗效确切的新技术纳入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完善动态调整机制，推动价格政策与医保支付、学科发展协同联动，让医疗技术含金量在价格中充分体现，促进临床新技术更快落地。

　　据了解，甘华田委员提交了“规范和促进‘人工智能+医疗’应用发展”的提案，他认为在医疗这一复杂领域，AI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未来5年，AI医疗最具潜力的落地场景在基层，初级的辅助诊断、影像初筛、病史采集、用药指导等功能将在基层医院普遍推广，帮助提升基层医生的诊断治疗水平。他表示，从近景来看，未来5年AI很难真正替代医生进入核心诊疗决策环节，除非立法和技术同时实现突破性进展，但长远来看，AI完全可以做到比人更精准、更全面，为医疗服务带来更大提升。

　　马永平呼吁加大“人工智能+医疗卫生”在基层医疗机构的政策引导和资源投入，聚焦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他提出，应将人工智能辅助诊疗、慢病智能随访、健康监测干预和公共卫生数据管理，纳入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重点，通过医联体和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推动智能辅助系统向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室延伸，切实减轻基层医生的事务负担，提高慢性病规范管理水平，推动慢性病管理模式转型升级，助力分级诊疗落地。

　　张伯礼关注中医医共体建设和康复医学学科发展，他表示，推进医联体建设是深化医改的制度创新，能有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完善分级诊疗、满足群众健康需求。针对基层中医医疗资源匮乏、人才薄弱等问题，他建议：一是建立以县级中医医院为核心的中医医共体；二是明确县中医院作为县域中医药服务龙头和中枢的职能；三是构建区域统一的医疗信息共享平台，借助信息化手段优化基层医疗流程，实现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四是从国家层面制定基层医务人员“县管乡用”管理制度；五是加大对基层医务人员的职业培训、在职进修、学术活动支持力度，提升其业务能力。同时，他提出增设康复医学为一级学科，认为康复医学已成为卫生健康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模糊的学科定位制约其发展，建议明确康复医学在现代医学体系中的独立地位，科学界定学科内涵和知识体系，理顺一级学科与下设二级学科的关系，前瞻性规划学科布局，推动康复医学高质量发展，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健康促进”全周期健康服务体系。

　　刘梅林关注老年医疗与基层医疗发展，她指出当前医院老年科的边界和定位存在困惑，三甲医院老年科患者往往仍需前往各个专科就诊，多学科协作难以在老年科门诊区域内实现，同时基层医生诊疗能力有待提升。对此，她提出三方面建议：一是分层规划老年科功能，三甲医院承担危急重症、复杂疑难病诊疗及基层人才培养责任，为基层医生提供轮转进修机会，充实基层慢病管理人才队伍；二是打破慢病管理的“信息孤岛”，实现患者诊疗信息从大医院到基层医院的全面共享，避免重复诊疗，减少医疗资源浪费，保障诊疗连续性，为双向转诊打下基础；三是优化医保支付政策，老年人病情复杂，当前单病种付费模式导致医院对高龄高危患者收治积极性不高，不利于老年人可救治疾病获得最佳诊疗，希望在DRG/DIP等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中，对老年群体进行统筹考量。

　　杨正林指出，从四川来看，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均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盆周山区与发达地区、大中城市差距较大，发展适应老龄化的医疗卫生事业面临诸多困难。为此，他建议国家加强对中西部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远山区的医疗卫生资源优化配置，结合老年人口分布、疾病特征，加快卫生改革步伐，加大医疗卫生经费、设施设备和卫生人才向基层的倾斜力度，让这些区域的老年人口能享受到充分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同时，他建议加大卫生健康科技创新力度，利用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脑机接口等前沿科技，创新老年疾病预防、诊断、治疗的新方法、新模式，赋能老年健康服务。

　　推动京津冀区域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从“线下互认”走向“线上共享”——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办公厅主任 吴彬

　　吴彬指出，当前京津冀区域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工作主要依托线下纸质报告或人工刻盘，难以适应信息化、网络化发展需求，亟待推进“线上”共享调阅与互认。为此，她建议：一是强化顶层设计，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联合京津冀三地政府，建设“京津冀区域医疗卫生信息协同平台”，作为区域内检查检验结果汇聚、存储、交换与授权调阅的统一枢纽，并明确平台建设、运维升级的长期资金保障和长效运营机制；二是采取“试点先行、分批接入、逐步覆盖”的策略，加大财政投入，设立专项资金补齐信息化短板，缩小“数字鸿沟”，确保各级医疗机构“接得住、传得上、用得好”；三是统一数据标准，制定三地统一的检查检验数据信息标准规范，尤其是统一影像资料的存储与传输标准，确保影像质量和互认效果，为机器自动读取、智能比对和实时共享打下基础；四是完善法规体系，保障数据安全与患者隐私，推广应用隐私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探索“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共享模式，实现数据合规流动与价值挖掘，为全国医疗机构信息互联互通共享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京津冀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