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5年度涉外医疗服务报告显示，国内重点涉外医院全年接诊国际患者达128万人次，前三季度收入突破800亿元，较三年前增长73.6%；仅东南亚地区年赴华就医患者就突破15万人次，欧美患者数量同比已经翻番。

　　中安沪安城市运营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估算，2025年入境医疗旅游总收入约89.5亿美元（约6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逾60%；其中纯就医类外籍患者41.3万人次，对应收入约549亿元，人均消费约13.3万元。

　　一组组飙升的数据背后，跨境医疗的流向正在发生历史性逆转——从过去中国一些患者远赴海外求医，转向越来越多外国人跨境来华就医。然而，与快速膨胀的市场需求形成对照的是，支撑这一新兴业态的服务体系、制度供给与配套环境仍存在明显缺口。

　　长期以来，中国在全球跨境医疗版图中的角色是患者输出国。一些患者赴美日欧寻求肿瘤、罕见病诊疗，构成了国际医疗服务行业的主要叙事。

　　2025年的数据，改写了这PG电子通信一格局。国家卫健委2025年度涉外医疗服务报告给出了最权威的注脚：国内重点涉外医院全年接诊国际患者达128万人次，较三年前增长73.6%。其中东南亚地区年赴华就医患者突破15万人次，欧美患者数量同比翻番，中东、中亚、俄罗斯客源亦在快速增长。

　　国内多个先行区域的市场增长已经跑出亮眼数据。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2025年接待医疗旅游86.53万人次，同比增长109.18%，医疗营业收入突破83.9亿元，同比增长51.5%；上海嘉会国际医院外籍患者年就诊量超过10万人次，居全市民营医院之首；深圳前海国际医疗服务集聚区2025年接待境外人士就诊近6万人次。

　　知名品牌专家、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梁长玉表示，驱动这一逆转的，是三重红利的叠加：价格（同类手术费用约为欧美的1/3至1/10）、效率（癌症从首诊到手术平均1—2周，欧美往往需数月）、技术可及性（部分创新疗法、CAR-T细胞治疗目前仅在中国获批）。

　　供给端同步扩容。据中国医院协会国际医疗服务专委会统计，全国已有57个城市的850余家医疗机构开展国际医疗服务，覆盖从北上广三甲医院到民营专科诊所的初具规模的生态网络。

　　2026年6月27日，30家机构“牵手”在上海成立长三角国际医疗及特需服务联盟，形成了国际医疗服务跨区域协作的“共同体”。

　　梁长玉研究发现，当前入境医疗的爆发更多依赖流量红利与价格洼地的自然驱动，制度层面的系统性支撑尚未跟上。

　　当前入境医疗服务体系仍处于“规模已起，体系未成”的阶段，服务体系、制度供给与配套环境的缺口，正在成为行业进一步升级的核心制约。

　　签证制度配套不足：我国目前尚未设立独立的“医疗签证”类别，绝大多数来华就医者办理S2私人事务类签证，最长停留180天，缺乏与医疗服务相配套的担保、预约、陪护、纠纷处理等制度安排。

　　与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成熟医疗旅游目的地的专门医疗签证体系存在明显差距。

　　跨境支付结算壁垒突出：境外患者目前基本以自费或境外商业保险事后报销为主，跨境直接结算仍处于起步阶段。以深圳前海为例，2025年当地6家开展国际业务的医疗机构与国际商业保险机构合作的结算量仅1000余单，业内估算目前不足三成国际保险机构可实现境内直接结算，大量境外患者仍需先行垫付费用后回国报销。

　　多语种专业服务供给不足：合格医疗翻译、标准化多语种病历文书、跨文化沟通能力仍是行业普遍瓶颈。虽然头部医院可提供8种语言现场服务、20多种语言的病历与医疗证明，大量二三线城市的试点机构尚不具备相应的服务能力。

　　海外品牌传播“声量”不足：当前我国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海外宣传，普遍存在“技术强、声音弱”的结构性短板，尚未形成适配国际语境的传播体系。

　　转诊与中介机制不健全：国际转诊缺乏统一标准和互认协议，国内医院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医疗机构间转诊路径模糊、责任界定不清、协作效率偏低。专业医疗旅游服务协调机构的培育仍处于起步阶段，从咨询预约、签证协助到行程安排、术后康养的一站式服务供给稀缺。

　　接待与陪诊服务缺乏统一规PG电子通信范：当前市场上的陪诊服务主体分散，服务标准、人员资质、操作流程尚未形成统一指引，不同机构的服务质量差异较大，难以匹配国际患者的标准化服务预期。

　　更深层的落差：机构品牌与医生专业能力的海外能见度

　　如果说签证、支付、语言是入境医疗的硬门槛，那么品牌认知与专业影响力的落差，则是一道更深层、也更难在短期内补齐的软门槛。

　　中国医院习惯主场作战，依托先进诊疗设备、完整专科体系、大量经过长期训练的医护团队，背靠多年技术口碑和海量真实临床案例，在疑难重症、大手术量上积累的实操经验，从不愁本体病源。

　　但在国际医疗服务的客场，这套打法完全失效，“重本土流量、轻国际语境”，造成的是中国医院技术已在世界第一梯队，品牌仍在全球视野之外的独特现象。

　　反观国际顶级医院，印度阿波罗医院（Apollo）国际患者已贡献其总收入约5%，管理层正朝10%目标推进；梅奥诊所、克利夫兰诊所每年从全球100多个国家吸引数以万计高净值患者，并通过输出管理体系、建立海外分院获取超额收益。

　　中国医院至今仍未建立全球医疗品牌的通路。跨境医疗服务机构在印尼进行推广时发现，当地民众（包括精英人群）对中国的著名三甲医院的了解都微乎其微，与马来西亚医疗机构在当地数十年的深耕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一些国际化的大型展会上，美国、马来西亚等国均由国家层面牵头推广医疗旅游资源，中国目前则处于各参与方单点作战的状态，在全球医疗旅游市场的份额占比极低。

　　中国医生坐拥全球最丰富的临床样本量，一名胸外科医生年手术量最少四五百例、多则上千例，而国外同类医生往往仅100例左右；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上海方案将5年生存率从不足35%提升至90%以上并被国际指南采纳，鼻咽癌5年生存率达82.7%（美国SEER数据库同期约56%）。真正滞后的，是这些硬实力向国际话语权与海外患者认知的转化。

　　正面信号正在陆续出现。天津市眼科医院张伟教授成为世界斜视学会（ISA）成立60年来首位且唯一来自中国大陆的行政理事，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存川教授担任国际肥胖代谢外科联盟亚太区（IFSO-APC）主席，为该组织成立26年来首位中国医生……证明了中国医生完全有能力登上国际学术舞台，但单点突破尚未形成群体能见度。

　　同时，海外患者对医生的感知渠道与国内截然不同—他们更看重医生能否用英文清晰解释病情、是否愿意倾听、能否理解其文化背景带来的焦虑，而非职称与论文数。沟通与同理心构成核心价值，这恰恰是当前中国医生在国际化服务能力上的普遍弱项。

　　发展国际医疗服务，打造中国医疗旅游品牌需三管齐下。一认证突围，加快推广中国版国际医院评审认证标准（CIHA），同时推动Temos、GHA等国际医疗旅游专项认证的引进与本土化衔接，打通国际商保网络的准入资格；二整体品牌推广，借鉴马来西亚、泰国由国家牵头组织医疗旅游全球推广的经验，打造统一的中国健康之旅品牌，改变各参与方零散出击的局面；三从慕名而来转向主动出海“，”在患者来源国建立B2B转诊渠道与B2C用户心智，在目标市场设立常驻机构，与当地医生、中介机构、跨国企业建立高频学术与商业联系；同时系统提升医生的英文沟通能力、跨文化照护与全周期随访能力，让治愈的患者成为医院在海外的代言人。

　　梁长玉表示，中国医院差的从来不是手术刀上的硬功夫，而是服务和体系上的软实力。

　　针对这些行业痛点，从国家到地方的政策补丁正在加速落地。2026年3月，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旅行服务出口扩大入境消费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拓展入境健康消费，探索建设国际医疗旅游集聚区，面向国际患者提供高端体检、康复护理等服务，同时支持引入康复、高端体检等国际领先专科医院，开展“中医药入境消费”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

　　上海的动作具有风向标意义。《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上海国际医疗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加快国际医疗服务集聚发展，培育具有竞争优势的社会办医品牌，提升社会办医疗机构国际医疗服务能力，规范公立医院国际医疗部建设。这一表述为上海国际医疗发展划定了社会办医与公立国际部双轨并行的路径，同时以规范二字为公立医院的国际医疗业务设定了边界。

　　北京提出健全国际医疗服务体系、拓展卫生健康国际合作；重庆出台《国际医疗服务规范》，要求设置独立的国际医疗服务区域；海南推动享全球医疗，将博鳌乐城打造为世界一流国际医疗旅游目的地；广东公布首批25家国际医疗服务试点医院。上海、深圳、厦门、西安、乌鲁木齐等地已纷纷开设国际医疗服务中心，开展跨境转诊服务。

　　从过去依赖“流量红利”与“价格洼地”的自然驱动，到如今向制度化、标准化的体系化建设转型，中国入境医疗产业正站在关键的发展窗口。

　　梁长玉认为，签证、支付、语言、标准、转诊、陪诊和监管每一道关卡的打通，决定的不只是这个市场的规模上限，更是中国医疗服务能否真正完成从“性价比洼地”到“全球医疗服务高地”的身份跃迁。

　　未来，随着各项配套政策的持续落地与服务标准的逐步统一，中国有望在全球跨境医疗版图中，形成兼具技术优势、服务优势与制度优势的全新竞争力。